“图相”思考——关于ETH两个设计题目的三人问答 · 苏杭（问），程博、于岛（答）

关键词：建筑教育ETH 访谈 图像 设计方法
提问者引言
笔者在2013年秋和2014年春两个学期旁听了ETH建筑学系两个设计课程的阶段评图并观摩了最终的方案成果，也有幸结识了亲身参与这两个课程项目的两位留学生程博和于岛。通过与他们的交流，笔者对ETH建筑教学的方式和特点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引发出对一些关于建筑学命题的思考。这篇问答，即建立在三人之间数次面对面的讨论的基础上，由笔者以电邮的形式发问，两位课程亲历者悉心作答，最终由笔者编辑成稿。它意在还原出一场高品质的设计教学过程的实况，同时也试图将亲历了此种设计教学之后的思考和心得呈现给读者。
1.教席中的教学
1.1 ETH教席制度简介
杭：
我个人对ETH的建筑教学有所了解是从2007年开始的。当时就读ETH的前辈王英哲在MSN个人博客上作了一系列跟随Hans Kollhof学设计的课程记录，非常详尽而生动。今天回过头去看，网络上经验的分享在我们学习建筑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之后又通过豆瓣这个平台接触到了Miroslav Sik的教学。透过这一系列流传于网络的记录分享，Hans Kollhoff和Miroslav Sik共同呈现出了异于国内建筑教学的诸多特点。其中包括对设计问题严谨清晰的等级划分、在不同层次上的精确细腻的操作训练、作业成果图纸的深度及效果图中对场景和氛围的生动表达。这两个教席的教学成果基本确立了中国学生对ETH的建筑教学最直观的印象和理解。
在2012年Hans Kollhof退休之后，来自英国的Adam Caruso接任了他的教席。刚过去的一年中两位跟从的正是Sik和Caruso这两个最为中国学生熟悉的教席的设计课程。
在问答的一开始，请两位先谈谈对ETH这里的教席制度的理解。
博：
教席（Lehrstuhl）是指研究和教学人员的一个小组，通常由一个常任教授掌管，在建筑学院有时候是两个教授。每个教席拥有一定的年度经费，一般由教授本人决定教席中人员的聘任，包括讲师、助教、博士。教席是学院管理教学的基本单位。
教席的名称基本反映了该教席的侧重点，但也不尽然。Miroslav Sik教授的建筑与设计教席就以其多年以来和ETH构造教研所的紧密配合为特色，尽管他的教席并不是建筑与构造教席，但其对于“构造语言与建筑表达”这个话题的注重程度比起其他构造教席大有过之。各教席的执掌者拥有对该教席发展方向的生杀大权，所以不同教席存在极大的个体差异，学院整体也就具备了足够的多样性。
在统一性方面，ETH建筑系对整体方向的控制也有一套富有瑞士特色的方法。ETH建筑系就像一个“小瑞士”。瑞士的政治体系可以总结为联邦制（26个联邦州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国会加委员制（参众两院表决，加多个平级最高领导）以及直接民主制（像古希腊雅典城邦一样，全体公民具有参与政治决议的权力，公民可以通过自发投票进行提案）。 ETH建筑系的院长一般是两年任期，由学院里的各个教授轮流担任。院长主要责任的是接见客人，主持公共活动等。教授的任聘是则由独立的专业委员会来决定的，这个委员会由学院老师和学生共同构成。譬如，近期ETH有多位现任教授即将退休，对未来学院发展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学生会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已经举行了多次主题是未来新教授选择的讨论会，每个学生都可以提议候选人。而新招聘的教授也有试用期的竞争性考核。Caruso作为Kollhoff教席的接手人，在Kollhoff卸任之前，Caruso已经在ETH作为客座教授指导设计课，同期还有其他多位客座教授作为竞争者在任，最终Caruso接手教席是多方考核的结果。从这些政治方式可以看出，ETH建筑系的大方向，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建筑系的集体智慧。尽管每个教席主管人权力很大，但仍然受到了整个学院老师和学生的制约。
1.2 Sik教席的教学
杭：
具体到你们刚刚亲身经历的Sik和Caruso两位教授的教席，在他们教席中，教学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呢，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教学特点和倾向？
博：
Sik的教席，一般一个学期教授评图5次加上终期评图共6次，隔周进行，期间是助教的讲评讨论。从第三次评图开始，构造教研室的老师就会陪同评图，对建筑图像表达及其所运用的构造语言进行评价与支持，而学生一般会每周与构造老师约定时间讨论具体构造做法的可能性。这一过程的往复，不仅使得学生设计的“图像”达到了“可以被建造”的真实性，更可以使得某些设计在思考构造语言的同时推动设计发展。但是如果把构造理解成Sik教席设计生成的工具，又失之偏颇。我理解的Sik教席的核心，是建筑呈现在城市中“图像”是如何在设计中生成与发展的，可以说是一种对建筑在城市中呈现的态度的侧重。学生先要在第一个设计周期中，这2周包括一次助教讨论和一次教授评图，寻找自己心目中适合于场地与任务书的建筑图像，这其中大多是已建成的房屋，将其直接拼贴到建筑场地中进行实验与矫正，整个过程都是在照片图像上完成，而非由平面图生成。这一阶段，基本可以认为是对于城市设计的讨论，而且是极为直观的城市设计，完全基于对场地人视点图像的直观描述。在这之后，才是建筑功能、建筑构造等要素的引入，以及要素之间的咬合，而最终的成果表达里，图像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岛：
在设计方法上，Sik强调在阅读场地时建筑师的主观“移情”（Einfühlung）。通过分析场地图像层面的特点，做出一种氛围上的判断，形成方案初步发展的控制条件，进而去主动的在历史特定时期里选择具有契合场地氛围潜力的作品作为案例（Referenz)，通过将所选案例拼贴到场地里产生的某些“不相所属”的碰撞，开始对被选择的案例在语言上“异化”（Verfremdung）的过程，以趋同场地气氛特质。案例在不同场地里被“异化”的具体程度，根据场地性质和项目预期，被“Alt-Neu”（“异-同程度”）和“Midcomfort”(中舒适)的标准影响。构造逻辑的控制和推进是则是异化的另一支点。最终被期望得到的是一个能够和场地环境在图像上产生“Ensemble”（Sik称之为“乐团”或“合奏”）效应的设计成果。
Sik教席这一套成熟完整的设计方法，在抽象的城市物理空间关系成立的基础上，完全以图像和氛围操作作为主导。这种建立在图像及其背后构造逻辑上的控制，在物质层面直接地趋同，进而塑造场地特质的方法，是设计的主要推动力，在整个学期的设计教学里贯穿始终。可以说，在Sik教席里被默许的建造理念，是通过对单体建筑物质性操作的方式，以实现在图像和氛围层面上对苏黎世的城市“道德”的维护，并让个体最终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博：
我认为“Alt-Neu”直译成“旧与新”会比较好一点，旧与新是指着新建筑对于已有环境的态度，以及当代性对过去美学观念的态度，其中蕴含了“异同程度”这一层拿捏比较的含义。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因而采用直译“旧与新”反而更符合原文的语义。
1.3 Caruso教席的教学
博：
Caruso教席的第一周期（2-3周）并不直接开展设计，学生分组进行案例研究以及文献阅读，这些案例和文献的选取，都是围绕本学期设计的题目展开。以2014年春季题目Insititution为例，案例共22个，时间和类型跨度都很大，从宗教建筑，如雅典卫城、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清真寺、罗马梵蒂冈，到行政建筑，如英国议会大厦、波恩前德国国会大厦，再到图书馆，如巴黎圣日内维耶图书馆、OMA的巴黎Jussieu大学图书馆竞赛方案等等。阅读材料有：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第五书、福科的《全景监狱》、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建筑模式语言》等等。统一进行的案例分析以及同时进行的文献阅读，目的是在设计课上建立一个思辨与讨论设计的“词汇库”，学生在日常的讨论时必须时常回顾这个资源库，进行参考与检验。案例的分析成果将以设计课终期成果一样的标准来要求和评判，其中包括案例背景的描述、平立剖等最基本图纸的精心描摹、最具代表性的几个图像的选取，一同构成案例研究成果。案例研究结束之后再编纂成册，以出版物的形式供整个设计课上使用。
案例的分析并没有因为成书而被束之高阁，从第二个设计课周期（第3或第4周开始）开始，学生被要求以一个或几个案例（由学生自由选取，可以超出案例库范围）的某些特质作为出发点开始设计的第一个动作，这个特质（或者称为概念）将被视为整个设计的推动力。在本学期的Insititution这个关键词下，设计课以平面图的拼贴展开，以平面图为媒介讨论整个项目的空间特征。
接下来的阶段中，学生需要用模型照片营造一个第一阶段拼贴平面中的空间以奠定整个项目的基本空间品质。再往后的完善推敲阶段，围绕建筑立面以及第二个阶段确立的空间等展开讨论。这整个过程中，无论是教授评图还是助教讨论，都以案例的特质作为参照系，往复的比对来评判设计与案例的异同以及设计如何实现预期的特质。
2.题目与基地
2.1作为基地的苏黎世城
杭：
接下来我们具体讨论Sik教席和Caruso教席的题目设置。这两个题目的基地均位于苏黎世中心城区。苏黎世这座在湖口上自十九世纪才发展起来的国际都市，一定会为设计题目提供诸多限定条件，无论是来自自然景观还是历史沉积的，以及来自苏黎世人的和广义的瑞士性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题目设定下得到的教学成果换置到另外的城市中便会失去绝大部分的有效性。在进入到设计如何回应基地的讨论之前，两位先简单谈谈对这座瑞士德语区都市的印象和理解吧。
博：
苏黎世作为城镇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古罗马时期，但是真正的城市化发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前的老城建立在苏黎世湖口的利马特河（Limmat）两侧，锡尔河（Sihl）则是老城西侧的边界。直至苏黎世修建了瑞士的第一条铁路与巴登相连接，城市才开始向周边扩张。1871年在利马特河与锡尔河的交汇处建造了中央火车站，确立了苏黎世都市化的起点。两次大战中瑞士作为中立国有大量的移民涌入，这也加速了苏黎世的城市化进程。苏黎世成为国际都市不过是这半个世纪的事情。我们的两个题目的基地就分别位于跨利马特河的桥上和老城外侧的锡尔河边，均位于今日苏黎世城市的心脏地带。
                
                
苏黎世今日都市面貌的形成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充分反映出德语文化区尤其是德语区瑞士人的低调务实，大部分建筑并不夺人眼球，在高速膨胀的欧洲银行中心地，资本的冲击并未使得城市面貌随时尚潮流涌动，城市中的旧与新紧密交织并融洽并存。
岛：
历史背景下，瑞士由于政治立场和种种原因，社会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没有发生过像德国和荷兰在战后重建城市的大规模建造活动，因此也没有在社会和城市结构重建的动荡期里寻找新秩序的“新风格”的实践。正由于这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未曾发生过巨大变化的城市结构，当地的建筑实践对外界力量的影响保持了一种本能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作为一种主动地从“全球的”到“地方的”缓冲，给本土化建造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或许正因此，瑞士德语区的城市才呈现出一种统一的“克制”面貌，很少出现过于陌生的外来文化语言。即使出现，也被当地“方言”所过滤，异化成融入城市特定场地氛围的“词语”。Sik教席的精髓，就在于有意识的训练学生在城市关系里，让“外来词汇”从陌生到被“方言”同化这一过程的能力。
2.2在Sik教席题目中回应基地
杭：
在Sik教席的设计题目中，你是如何操作设计来实现这种“词汇”的“方言化”呢？
岛：
我在2013年秋季学期跟了Sik教席的公建题目。任务书是在老城区里建造一个面积仅仅60平米的报亭（Kiosk）。作业基地十分特殊，位于老城中心区里Limmat河的市政厅桥上。市政厅桥因其尺度的特殊，既起到了连接Limmat两岸的作用，还是一个举办城市活动，被市民频繁使用的城市广场：每周六的市集，每逢节日的当地表演，每年放置在广场上数月的旋转木马和一年一次的大型露天音乐会，让这个有着美丽阿尔卑斯远眺的基地充满了日常的敏感。学生的设计任务除了在广场上建造一个60平米的报亭之外，还包括改造现有广场的状况。
我回应基地的策略来源于场地复杂物理特征的叠合——被石头建造的老城区环围的“厚重”，被架起在水面上的桥唤起的“轻快”，和由于建造物的功能及使用面积让人联想到的“临时”。这三者看似相互矛盾的感受很难让他们在抽象的城市空间层面相互咬合到一起，所以在图像上，产生了“漂浮的屋顶”和“船”的具象意向。
                
                
屋顶有自己的体积，唤起对重力的感知，漂浮的状态和船的意向交织，与场地共鸣，构成了一种境（Stimmung）。有了这种“境”，接下来的“词语”操作和调整才有依托——用木材逼近船的感知，用双柱造成屋顶受拉的幻觉，用铰接构造做法带来轻的感受。
                
                
                
                
                
                
2.3在Caruso教席题目中回应基地
杭：
那么Caruso的教席中，你们在城市设计层面的策略是什么？又是如何通过你们的设计对苏黎世这座城市作出回应呢？
岛：
我和博做为搭档一起研修了Caruso的Institution（机构\制度）学期题目。任务书是在苏黎世的中心区设计一座面积为130,000平米的警察与法律中心。基地位于苏黎世Sihl河西侧，火车站南部的废弃的老兵营区域。基地环境十分敏感，与北部作为苏黎世资本力量象征的、充满各大企业总部写字楼的Europaallee（欧洲大街）只有一条街区之隔，西部则是充斥着“Sub-Culture”（亚文化）民间活跃气氛的街道，南部是普通的底层商用的住宅区。
在Caruso教席期待被讨论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如此巨大机构如何在城市中存在的Legitimation（合理性）。所以一开始在踏访基地后的构思并没有被局限于基地本身的范围或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思考，而是试图在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体验不到“控制”力量的社会里，去定位一个“中央警察局”的位置和意义。在一个苏黎世这样高度文明化的社会里，那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警察（控制阶级）所对社会（民众阶级）施加的“秩序”，更多的被已经潜移默化的社会“风俗”或“习惯”取代，“控制”的力量在日常中变得相对隐性。所以，在这样一种“放松”的社会制度下，制造出一个极其具有控制力的形象的警察局中心在道德层面上是会违背社会意愿的，那么可不可以让整个130000平米的机构同时也成为这种社会制度里“日常”的一部分？在机制上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让警察局机构的表达不那么显性？这些问题形成了在城市关系里对方案在初期形而上层面的控制力，用建筑学的语言去转译，就意味着削减130,000平米成为个体，并控制这些个体在城市中出现的尺度和形象。
通过对任务书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决定把整个警察局中心的八个构成部门划分为相互分开的8个Block（街区体块），并使其在空间上延续城市机理，让尺度与邻里相关，延续街道空间，试图令其成为“既存”的一部分。
                
                
然而依然需要面对的矛盾是，任何一个公共机构，作为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物质承载，都有表达其公共性的“意愿”。这种表达的“意愿”既要做自我的宣言，又要平衡其“控制力”与“日常”的关系，所以我们用被物化成广场空间，可以被使用的“空”，而不是“实”，来满足这种对公共性表达的愿望。
                
                
2.4两个题目的对比
杭：
Sik教席题目中任务书的建筑面积是60平方米，Caruso教席Institution题目的基地面积是130,000平方米。两个题目的尺度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我想，这种大和小的悬殊差别必然意味着在设计过程中对操作对象的实和虚、紧与放的差异和侧重。具体体现到各阶段成果的标准上面，两个题目向学生提出的要求和学生在其中得到的训练一定是有很大不同的。两位完整经历了这样两个题目，现在回顾去看，有怎样的体会？
博：
我们可以断言，在Sik教席的题目中绝对不会出现130,000平方米的项目。因为在他的教席中，建筑的概念的重要程度让位于建筑图像的氛围与表达，或者说建筑的概念是围绕建筑图像，整体氛围，建筑细节展开。而130，000这个尺度的建筑已经很难脱离意识形态的批判进行单纯的“建筑”讨论。
Sik的类比建筑学（Analoge Architecture）的精髓在于图像的类比，评图中首当其冲总是A0图幅的渲染图，围绕图像传递的建筑意向与氛围展开讨论。设计的开始总是某个既存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的意向在场地中呈现的潜力，建筑的城市性先于建筑的功能被物化。在此之后，设计着眼于将作为外来者出现的建筑意向进行陌生化（Verfremdung或Defamiliarization），使其融入建筑的场地，同时适应任务书的需要。最后建筑呈现的理想结果“似是非是”，对于建筑的使用者来说，建筑在城市中的状态在先，建筑的意向隐约可读。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不断强化训练的是两种能力——阅读建成建筑的城市性的能力、勾勒与营造一种适应于场地的建筑氛围的能力。另一方面，建筑图像中细节的完成度是作为建筑图像可信度的标准，材料选择与交接方式，门窗座椅、灯具扶手、场地铺装乃至阴井盖与垃圾桶都是设计的对象，建筑图像的生成必须指向最终建成效果的精确控制。对建筑工业产品的熟悉，加上构造逻辑的理解，为设计的推进提供了选择与再创造的基础。
对Caruso而言，130,000平方米并不是每个学期设计题目的必要条件，譬如在2012秋季学期的纪念性建筑（Denkmal）一题中，任务书是已有小博物馆的加建，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内。但130,000平方米也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数字。Caruso将这样一个在瑞士罕见的超大型的机构（Institution）项目，从真实项目基地的城郊移至到中心城区两个显著的地段。苏黎世中心城区惯常的建筑尺度与警察与法律中心的任务书所暗示的建筑尺度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其建筑规模相当于周围的数个街区。于是，建筑对于其所在城市环境的影响力因为尺度产生两个根本的变化。
其一是城市性的内化。建筑设计的开始同样是一个已有建筑在场地中的拼贴，但与Sik的图像拼贴不同，此处的拼贴是平面的拼贴，于是建筑内在秩序与建筑周围的环境共同被呈现，建筑的城市性不仅仅停留在建筑与周围环境的交界面，建筑秩序因为其公共属性以及建筑尺度带来的容量成为了城市秩序的一部分。
其二是设计必然触及到“城市”这个词语更抽象的层面。建筑的姿态不再来源于类比产生的意向，而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某种物化。学生首先要定义作为警察法律中心的公共建筑在苏黎世应有的姿态，然后以某种建筑秩序表达这个姿态。学期之初对于建筑案例的研究以及文献的阅读，正是为建筑的这个维度作铺垫。建筑的意义与建筑的物质形态作为两条平行的线索，往复于设计与案例之间。这里我们试着学会对即有建筑形而上（意识形态）与形而下（物质形态）之间的关系做出判断，继而对实现某种建筑理念的相应手段有所体悟。
在设计的整个周期里，设计的重心由最初的秩序的讨论逐渐偏向物质性的讨论，立面的设计和模型图像的推敲共同构成设计的最后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阶段的操作，具有更多的建筑自主性（Autonomy），前期讨论中确立的建筑理念作为一种约束存在，而不直接推动设计。然而如果没有第一个阶段的讨论，建筑语汇的推敲会变得随意与武断。
岛：
作为一名在Sik教席中的非本土文化语境的学生，对城市的认知首先是从更加直观的图像和氛围上开始的，这也恰好吻合了Sik教席的教学起点。一个学期做下来，对城市的认知不仅仅停留在个人和空间层面上，更会用文化层面的视角去审视集体与个体的物质性关联。对“语境”（Kontext）的理解有了质的提升。
关于博提到的建筑自主性，我认为，Caruso教席Institution题目训练的基础，就在于承认建筑学本身并不是“自治”的，而是受上层建筑的牵连和被特定意识形态所投射。在此基础上讨论个体在集体里的位置定位问题和往返于形而上与物质操作的过程。Caruso教席在起始时所设定的“境”不同于Sik，所以在物质操作时，去参照的“境”也不仅仅是物质和氛围层面。
与Sik相比，Caruso给出设计题目更会在造“境”之前去寻求形而上的社会性思辨，建筑如何在城市关系中定位的决策支点并不仅限于在城市图像层面上的趋同，还会纵向的去考虑构成场地物理特性背后现实的复杂性。在城市中如何“表达”的问题让位于“秩序”在现实中的立脚点是否成立与得体的问题。这一对城市的态度，在Institution这一题目下被极端化的讨论。说它极端，是因为在这个题目中要直接地承认和接受Institution做为社会机构形而上的存在，是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在物质层面的直接映射，也是社会政治立场的物化宣言。
3.图像思考
3.1运用图像的设计方法
杭：
在之前与你们的聊天之中，听到了一个对两个教席共同的概括——用图像思考（Denken mit den Bildern）。在我旁听评图的过程中也看到了Sik教席中限定运用电脑渲染制作的大量图像、Caruso教席中制作大比例的模型，对其拍摄并辅以电脑后期完成的极具实感的场景图像。如何理解“图像”在这两个设计题目中的起到的作用？它的意义是在于对设计成果的判断依据，或者是对预期氛围的营造和呈现，又或者是对建成实物的精确预判及控制的工具？具体在设计的过程中，究竟如何运用图像来做设计的深化？
岛：
“图像”作为一种直接推动设计进程的工具，在两个教席的教学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方法上的共同之处并非仅仅是巧合，而是基于Caruso和Sik作为职业建筑师对“城市”在某些层面上认知的共识，并最终落实到人对城市的感知上。它是一种具体的由物质构成的物理层面上的现实（物质现实），而并非仅仅是一种停留在形而上层面的抽象的理论（抽象现实）。由此建筑师才有通过形式操作和氛围营造去塑造或批判现实的基点。
对于Sik，建造物的图像在场地中被确立和呈现，一方面依仗于场地的氛围，另一方面的支点是图像本身背后的构造支持。让图像被“构造”出来，即感知上的真实和物理上的真实相互咬合。表面上被“异化”的主体是场地中的图像，实际上被异化的是作为载体的物质。这意味着图像和物质是同步并进和相互依存的。这样的推进过程和认知方式是瑞士建造文化中对Eindeutigkeit（明确性）和Koh?renz（关联性）的重视，也是一种对事物之间“咬合度”的迷恋，这种认知方式十分吻合瑞士民族克制务实的性格特点。
由此展开来说，ChristianKerez和ValerioOlgiati两位瑞士建筑师在实践中对咬合度始终保持了高度的饥渴感。他们追求的是建造物的物理存在和空间之间的相互咬合和干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物化为一种图像化的表达。这种操作方式是抽象的，也是建筑学自治的，场地的痕迹是隐性的，是克制基础上的不克制。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Conzett和Jüngling&HagmannArchitekten事务所合作的位于Chur的办公楼。
                
                
                
                
这座房子让人惊讶的物理性存在方式完全是出于空间在使用上的考虑，对咬合度表达的欲望克制地退位于使用上的需求和场地放松的气氛。通过复杂的建造而获得的咬合度的表达是谦虚的。
对于Sik来说，“咬合度”同样十分重要，但并不像Olgiati和Kerez所迷恋的建造物物理性存在（物理结构）和空间上的图像化关联，而更多的是建造物基于场地的文化性存在（文化结构），和构造语言之间的关联。
                
                
在瑞士建造文化中，很少看到“表达”自身的奔放。对于瑞士这个克制的民族，表达不等于真实，也无法构成事物存在的理由。因为表达需要和载体相互咬合。这也是Sik教席如此强调构造形式的理由。这也意味着，图像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建造的之上。
与Sik不同，Caruso承认图像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并且能够在城市中直接形成批判性力量。这种“图像”存在的支持是对建造物身上某种社会“图景”的预期。Caruso认为建筑师在实践中应该始终从人在空间中的具体感知出发，尽可能早的直接去讨论由材料、形式、光线所形成的具体图像，之后再去操作平面，用平面的秩序把图像串联起来并使之成立。这意味着平面秩序本身的表达和发展并不能构成设计的推动力，因为这种秩序是抽象的和去物质化的。在设计中让“图像”优先于“秩序”被讨论，就好像是主动的步下建筑师的神坛，离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平面、立面和剖面图，不再通过上帝式的视角，而是以一个在空间中行走的普通人的身份，让眼睛被物质取悦，让空间的环围重新回到人最基本的感知上来。这种工作方法是十分现象学的，它略微有别于有些瑞士建筑师对建筑的理解。比如Olgiati虽然也对在空间中的“人”进行讨论，但大多是抽象层面的，这里的“人”并不是具体的和携带着“经验”的人，而是被剥离出环境的抽象的人。这也可能是Olgiati的空间如此抽象的原因，宏观的“人”成为了概念的一部分。而Caruso几乎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态度进行建筑实践。这种环绕一个具体的“人”而进行的图像讨论的态度意味着——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在感知上的“真实”要远重要于做为一个抽象的物的秩序的绝对“真实”。
博：
前一个问题里有简要提及关于图像的可信度问题，岛刚也说到了图像被“构造”出来。Sik教席所运用的渲染图，如果仅仅有它的带着一点忧郁的氛围，那么它就变成了绘画，变成了完全可以独立于建筑而自我存在的艺术。然而正是因为在渲染图上所呈现的众多细节必须被建筑师作为设计的对象，与建筑真实建造逻辑呈现的外表保持一致，符合建筑被实用的面貌，才使得大幅渲染图成为了可信的建筑图像，才可以称之为建筑效果图。因为它试图去逼近建成作品被人们感知的样貌，同时清晰地表达了建筑师的建造意图，从而可以担当建筑师与客户、与使用者、与同行之间交流的“媒介”。正是基于这一关键点，Sik教席的渲染图不只是看起来比我们在国内常见的所谓“效果图”要赏心悦目，而且有了本质上的天壤之别。在整个学期大大部分评图中，教授除了对建筑图像的意图进行评论之外，不断问询的话题正是围绕着图像背后的真实性展开。
学生在一轮轮被提醒了不符合逻辑的屋面排水，被遗漏的建筑标识，没有分缝的地板与过细过疏的栏杆之后，逐渐对建筑的“细节”产生了一种敏感。于是建筑渲染图不仅是真实不欺瞒的，也成为了建筑师推敲细部的利器——多种可能选择下，与建筑整体效果配合的效果得到了视觉的检验。
杭：
也就是说，Sik教席的渲染图不单是以建筑为对象仅仅表达其外观意向的“画”（image），同时也具有了向对事物的投射能力的“图”（drawing）的属性。这里的“图像”将画与图的功能综合为一体，并受其再现的对象所包含的建造条件的反向约束。它不仅在设计的过程里作为工具贯穿始终，并且在设计完成后的表达中为建造行为涉及的各方提供了建立共识的可靠依据。制作此种“图像”的工作需要建筑师大量的精力的投入，且只能由建筑师来控制与推动。不夸张的说，藉由如此“图像”的设计方法，建筑师在当代“重获”了建造的主导权和职业的合法性。
3.2.对图解的摒弃
杭：
与“用图像思考”相对的，我也看到了在ETH教学中对“图解”（Diagram）的摒弃，这与以荷兰为代表的大量使用制图（Mapping）和图解（Diagram）的教学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个人的理解是，这种差别反映了对物质的价值观差异，继而间接导致两种实践取向的分道扬镳。前者注重氛围和物感，这要求建筑师对建造和细部要有精确的控制，空间是具有物质属性的（Materiality）；后者更关注界面的社会性，强调行为而弱化感受，放材质和施工细部给工业体系，空间更倾向于去物质化（Immateriality）的抽象呈现。对比之下，如何理解在ETH的教学中对图解的这种“抵制”呢？
博：
从整个建筑系的层面上讨论，“ETH在抵制图解”这样的结论有失偏颇。因为在建筑与城市设计教席、景观建筑学和建筑与数字建造教席中，图解会出现在设计过程以及设计成果之中，并扮演不同的作用。
在Sik教席中，图解确实相当于是被明令禁止的。建筑的图像是这个教席评判设计的核心标准也近乎于唯一标准。图解是不会被讨论的，即便是概念和想法，也只有在被图像传递的部分才会被讨论。
在Caruso的教席，图像也是最为核心的评判依据。同时平立剖面图被以图像一样的重视程度所评判。图解在分析案例期间或偶尔出现，目的是说明与案例相关的信息，比如功能的组织或整个项目的核心概念，但并不作为设计评判的对象。最终案例分析的表达完全是以平立剖的核心图纸和若干极具实感的“图像”来完成的。
而在数字建造教席，图解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图解作为复杂过程的一种简化表达，与数字建造的逻辑是相匹配。图解可以很大程度上反应这种设计逻辑，因此它被选为设计工具，但也只能是作为工具出现，设计的讨论仍旧离不开建筑学最基本的空间。再对于城市设计教席，图解不得不作为设计结果呈现，因为城市设计相对于建筑设计而言有更高抽象性。
如果要对所有教席进行一个总结的话，这里的建筑学教育中对物质性的讨论始终是一个核心话题。在对设计的评判标准中，物质性要重于抽象性。图解不会被理解为设计本身，它在相应的领域里会以工具的身份出现。
4．历史与范例
4.1 范例
杭：
在我这个旁听者的眼中，案例参考（Referenz）在ETH的设计教学中始终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既存建筑物的图像（Referenz）构成了Sik的类比设计方法的起点；在Caruso的题目设置中，规定学生必须投入了相当大的工作量在案例研究上面。后期的设计训练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前期的范例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此种对Reference的重视，与我们在国内的本科教育中“设计参考”的或可有可无、或仅取其表象的状况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岛：
我想这里值得一谈的是对Referenz学习态度背后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方案者对Reference的选择都是主动的、带有目的的。无论设计者希望从Referenz中提取何种营养，比如初期对场地的策略和对气氛的控制、中期形而上被物化的策略、后期的物质性操作等等。设计者必须要对自己项目的所处阶段和此阶段内的具体需求有清醒的认知和定位，这样才能在Referenz的选择和方案操作之间形成更有效的学习和反馈，设计者在方案中投射的主观意向才会越来越清晰。
其次，对合适的Referenz的筛选的同时，也是一个提高案例分析能力并积累经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被训练的是设计者解读案例的深度和敏感度。“答案”总是在问题出现之后才会被后知后觉。众多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方案背后隐藏着若干已经被方案消化掉的初始条件。这些条件在建成的案例中大多不是显性的，比如Siza的几何。只有通过阅读答案背后的隐形条件，才能意识到“答案”之所以成为答案的根本理由，并进一步把握作者复杂而精彩的思维过程。
再次，就是ETH大部分教席和学生都不把建筑作品当成绝对的个人发明创造，在既存的基础上探索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态度。比如Peter M?rkli对水平和竖直交错的“节点”的个人语言。
                
                
他自己也将这种语言的产生放在建筑史里“节点”的时间线上。在这个意义上，对Referenz的学习意味着建筑师个人在历史中获取营养，并把建筑师个人的实践连接到历史的脐带上。
国内学生对Referenz学习可有可无的原因，或许就是基于这种历史感的缺失，当然这被很多客观条件影响，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是和历史断裂的，也是缺失传统的。建筑学生耳濡目染的是大量个人的“创造物”去空洞的“批判”已经千疮百孔的城市现状。学生拿到设计的题目经常是没有Kontext（语境）的，导向作品“答案”背后的“条件”可能因此就更偏向基于个人经验的想法，而缺失了最重要的客观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建筑观念尚未成型的学生，无中生有的“创造”似乎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和抵抗迷失的潜意识。当然也不必那么悲观，我们至少还看到了一些小环境里激起的能量，比如越来越活跃的几个建筑教学圈。当执业建筑师们把自己的教训转化为经验，让学生或多或少走到了捷径。这捷径意味着——克制自我膨胀面对现实，讨论最基本问题，同时在历史中极力发掘并获取营养。我相信这些小环境的存在，会让学生在这种大环境中更多的意识到从Reference中学习的价值和重要性，有利于形成自己健康的建筑观。
4.2 Caruso的建筑史观
杭:
是的，我们都是在国内经历了本科的建筑学教育，身感了当下建筑史教学的单薄无力。中建史教学因为建造文化的断裂未续而无法为当下的设计教学提供有效的观念框架；西建史教学借用了西方的史学体系，却因为与实物的距离隔断而无法为设计实践提供有效的范例素材。两者都非常尴尬的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无法进一步转化。建筑教育内部历史感的缺失大概如此。几次旁听Caruso教席的评图下来，对我触动很大的一点正是教席讨论中对历史案例的广泛而频繁的援引，无论是语言层面上的，还是图像层面上的。当然如此援引的基础是对欧洲历史资源的充足发掘和阐释，以及时至今日仍大量留存的可见可触的实物。历史的实物和建筑史的阐释转化工作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共识的建筑学资源。
与我在慕尼黑工大旁听的另外一个名为Deep Plan Living in Barcelona的教席题目中强调具有一定传统的当代性相比，Caruso教席运用历史资源的倾向更为凸显。换句话说，Caruso在教席中有意识地试图将历史强力的引入当下。回顾Caruso任教ETH以来的题目设置，从Denkmal（纪念物、历史遗产）到Alles ist Umbau（一切皆改造），从Metorpolis（大都会）到Institution（机构），均涉及了“历史”的维度。这些题目呈现出的视野和抱负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甚至在这一次终期评图的客座评委看来，如此的命题在这个这个教席之外是难以被触及的。该如何理解Caruso的建筑理念中“历史”所占据的地位和教席中明显呈现出的历史取向呢?
岛：
这要从Caruso作为职业建筑师的实践态度说起。Caruso本人是个十分有历史抱负的职业建筑师，其建筑实践范围遍布欧洲大陆，尤其近两年囊括很多德语区重要历史城市里最有塑造“城市性”潜质的重要项目，比如在历史城市中心区的银行总部。
                
                
但在广泛的建造活动的特殊性背后，是一种“脚踩两只船”的普遍性态度，一种在历史和和当代之间搭桥的愿望。这种愿望在其求学的经历中即有展现。在结束他的建筑学学业后，Caruso进入到艺术史领域里继续寻求他对历史疑问的答案。
不同于Aldo Rossi那种让形式被集体性投射，以获得一种抽象的甚至戏剧化的物体感和纪念性，Caruso更倾向用具象的方式，将历史身上承载的信息以隐喻的方式图像化，让建造物更放松的与环境说话。“历史”成为城市中日常的一部分，而不是孤芳自赏的做自身的考古。
Caruso将其关于建筑历史的理念探索性地移植到了与其实践平行的教学活动中。从历史的案例中发展有意义的形式在这个教席中是被默许的。但这里有一个和Sik教席教学方法很大的区别，在Sik教席，学生亲身经验和主要学习的是一个Reference如何变成预想图像结果的过程，即通过异化历史的具体操作（Verfremdung）逼近结果的过程。 但在Caruso教席，如何在技术层面具体地发展历史案例的方法在正式评图中并没有被屡屡提及，而更多的是在评图后与助教的讨论中被涉及。Caruso在评图中更在意的是，从一个甚至多个Reference中同时抽取出方案所要的营养的敏感度，以及物质呈现与观念思辨之间的关联度。学生有时在方案初期评图的时候同时贴出几个Reference的图像。Caruso会像条件反射般地把几个Reference的特质同时抽取出，捏合成一种与场地契合的特质，或秩序上的、或氛围上的、或形态上的，让学生自己提出的对基地的“想法”和大方向上的“策略”在场地中更加合理。但这一过程也是高度个人化和直觉化的。有时候Caruso会说出“这个构造的做法要让空间的氛围像云一样”之类的让学生莫名所以的话语。换作在Sik教席，如果学生选择的历史案例的特质是“云”，并且“云”的氛围在场地中有成立的潜质，学生会在整个学期中学习如何把历史的“云”异化成此时此地的“云”。至于为何选择“云”，在抽象的城市关系层面不犯错误的底线之上，是存在个人选择的容忍度的。但问题是，学生一开始可能根本就不具备发现“云”这一特质的敏感和发展其潜质的能力。这种有选择地去发现、感知和挖掘历史的训练，是Caruso教学中的密集点。如此介入历史的方法，不是像埃森曼那样承认并遵守一套被剥离出的、自治的、普适的历史“语言”本身，而是可以更加个人化、情绪化的在物相层面对历史案例做出解读。历史中并没有“云”的客观空间，像“云”一般的存在是建筑师对历史中某一建造物的空间物质性构造的氛围的解读。客观静态的历史本身通过移情被氛围化成为设计的“参照物”（Reference）。Caruso在教学中的意愿就是让学生在每学期不同设计题目的特殊限定下体验如何自由地、主观地解读历史，这并非出于一种在表达上要“复古”的预设。
从历史中学习，要让历史在时间维度上变成“此时此地”。它既可以通过强烈的主观的再解读，把历史身上携带的情绪层面的信息，而不是历史本身（如氛围、图像）抽离出来作为发展方案的种子，比如Caruso本人；也可以是通过抽象的去物质化，把历史中作为“语言”本身的存在（如比例、节奏、秩序）抽象出来作为表达，比如M?rkli。然而绝对抽象作为建筑的表达在这个教席是不被期待的，不同于M?rkli那种近似抽象成“骨头”一般的表达，Caruso更期待一种“有血有肉”的状态。在这个潜在规则之下，学生既不能简单地做纯粹的抽象，也不能完全驾驭在历史前那种主观的自由，就不免在材料、形式、构造等物质性操作的过程中呈现出过多的语义上的“历史感”，就是“异化”的程度还不足。因而在教席之外的观者眼中，Caruso教席很容易被贴上复古和怀旧的标签，被理解为与现实有距离感的教学团队。然而，对语义层面上的历史的超越总是建立在对历史“语言”本身有足够并且扎实的“咬文嚼字”的基础上的。学生在这个教席中通过大量阅读历史、分析历史、学习历史，最后试图“内化”历史，并有选择地解决问题的过程，在其中夹杂着的野心和激情对于身处其外的人是无法感同身受的。
一个对历史感兴趣、有把历史带到当下的野心和抱负的职业建筑师，需要一个频繁解读历史案例的过程去积累经验；一个在欧洲城市语境下学习、正在培养独立的历史观的建筑学生，也需要一个从大量历史案例中获取营养的过程。Caruso教席无论对于教授者还是学习者都是一次教学相长而充满激情的双赢。
4.3 建筑史在设计中的转化
博：
如岛所言，建筑历史在Caruso这里不是一种被记忆的被动知识，也不仅仅是抽象的风格演进与概述式的勾勒，而是由具体的建筑案例（Reference）个体构成的辞海，他们本身之间会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简单的归类汇总只能帮助人们整理存放，真正的阅读建立在个体智商。
杭：
具体在这次的Institution题目中，建筑史是以怎样的方式引入并转化的？
博：
建筑历史在这个题目中（Caruso教席的每个学期应均是如此）贯穿在整个学期的设计思考与推敲中。首先是对题目的解读借助于给定的建筑文献与建筑案例的深读与讨论，随后案例的品质则表现于各自设计方案中的“异化与再生”。
案例选择与设计主题的对应性至关重要。我们所做的设计课任务书是警察总部大楼，但是设计课的名字叫做Institution，这个题目与实际设计任务之间的关系正是反映了教学中选择案例的标准。Institution的话题正是本次设计核心任务的一个索引，即公共机构是如何通过它的建筑来实现自我的公共性的。在这个大背景下，选择的案例围绕主题展开也不失极高的多样性——案例的选择是与准确的解题无法分开。解题则意味着对于我们所谈论的话题的深读，词源、词义、历史一个不能少。因而就有了建筑理论读本和案例研究同时进行的文献讨论。目的正是让学生在阅读经典文献的过程中，了解到这个话题下已经有过怎样的理论辨析与阐释，从而明白如何从Institution一词出发达到立意确定，以及如何审视和推敲设计。
而建筑案例研究中带来生产力的是，思辨的深读以及之后的异化与再生。深读是为了理解某个的空间与氛围背后的，建筑师对问题或挑战所作出的机智应对，这避免了盲目摘抄对于诗意的抹杀。异化与再生则是因为这世上没有两个建筑所面临的问题和所拥有的条件完全一致，那么借鉴之时变不得不在充分理解原作精妙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与二次创造。
Institution学期案例阅读从描图开始，而且是使出浑身解数的描图。
                
                
                
                
                
                
看似笨拙的方法其实正是发现和理解建筑基本问题的最基本手段，对于更小规模的建筑案例，模型照片被作为另一项重要手段。
                
                
描图的成果被要求能够与精选的少量图像共同反映这个建筑的核心精神。极为逼真的模型场景还原，也是为了学生制作模型过程中能反复揣测作者的用意与使用的工具。这样我们不仅仅是在空间效果层面，更要在设计工具层面理解这个设计的精妙所在。单单案例研究的评图就会进行数个回合，多轮的讨论也意味着对空间和功能等要素的表面分析是远不足以达到预设标准的.不断挖掘更深层次的咬合度是必要的过程，即那些建筑在被设计建造过程中所针对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样的阅读使得“历史风格”、“样式”、“形式”的话题被更客观地看待，古典的、异文化的案例都不再被排除在外，同时也更加偏向理解性借鉴。
4.4风格
杭:
在我们国内接受的建筑教育中“风格”一直是一个貌似无关紧要、实则被刻意回避、或者说不得不回避的问题。我们接受也习惯于遵照Dogmatische Modern（教条现代主义）的观点，在当下的设计教育中视“风格”为“伪命题”。
在经历了Caruso教席对“历史”如此高密度的讨论之后，加上进入ETH之后补修了颇为扎实的建筑史课程，以及在欧洲游历对建筑史实物的亲身体验，两位现在对“风格”问题的理解与之前相比应该有了不少的转变吧？
博：
在我看来，“风格”仍旧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尽管我们不认为经典现代主义（Classical Modern）所提倡的与历史一刀两断是可行的，但也不得不承认当代的建筑学讨论已经早已离开了按照“风格vs.意义”的范式。
在我看来，对风格的阅读并不是为了拷贝，而是去理解被归于同一风格的建筑集合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基础。风格的阅读是对建筑的历史案例阅读中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即对其所处的历史语境的还原。紧随其后的工作则是要剥离掉“风格”的表象，通过与所谓“风格”的大风向之间的对照去关注个体建筑在其语汇背后的独有意志。
岛：
在“低俗怪谈”（Penny Dreadful Season）第一集里，“造物主”医生在伦敦黑暗的地下手术室里创造了人造人。丑陋不堪的异质面貌让他在伦敦老城里沦为被人唾弃的异类，被人们贴上怪物的标签。他终于承受不了永远为环境剥离的折磨和内心的孤独感，在一天夜晚重新走回医生的地下手术室，在自己诞生的地方做了一段悲壮的自我独白：“I am Modernity”(我就是现代性)。
现代性的诞生，没有连接母亲的脐带，是被客观条件制造出的“人造人”，在“风格”充斥着的伦敦老城，他被视为怪物，因为他是异类，身上不带有半点“已有”的痕迹。换位设想，在一座常驻人口是人造人的“现代性之城”里，来自伦敦“衣着光鲜”的伯爵会被接受吗？毫无疑问，任何携带遗传基因的染色体在这座“光辉城市”里都是怪物，是野蛮的文明，是衣冠的禽兽，是罪恶的装饰。因为在“光辉城市”里，充斥着对绝对创造和从无到有的崇拜。这座城市只属于当下，不愿意带有“风格”的半点烙印。因为“风格”被理解为历史中的形式符号，并不属于创造的信仰和时代精神的表达。
如果仅仅把风格视为静态的形式符号，那么历史和当代就注定是绝缘的。因为事物呈现的最终面貌具有欺瞒性，它抹杀了过程本身的精妙。那些为制造最终面貌进行努力的全部过程，在呈现出结果之际就已经结束，在最终结果上只显示出了很少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风格”并不是静态的最终结果，而是当“历史”还在“此时此地”的时刻，与造物有关的全部事件。因此，比“风格”更加重要的是建筑师在不同特殊条件下做出的特殊判断，他们在时代背景下有意识或无意识做出的判断，是“样式”出现的起源。从“石拱”或“斗拱”上折射出来的，不应仅仅是作为符号化的被剥离出的抵抗重力的形式，而是与被呈现出的形式相互依存的材料的受压特性和力学逻辑、以及工匠嘴里的木构口诀算法。
“光辉城市”自诩为救世主，认为纯粹的技术进步可以带来建筑的绝对革命，产出新的形式重新适应社会需求。形式是工业化制造的快速拼装逻辑的结果，本身不携带半点“风格”的欲望。然而从历史的视角去审视形式，会发现技术的变革对形式的影响并不是完全决定性的，因为人类道德进化的速度要远慢于技术进步的速度。除了特殊化的建筑类型，Trabeation的形式语言在历史中一直发生在当代绝大多数的房屋建造里。这不仅仅是因为模数化方便生产的制造逻辑，还有对水平的横梁、竖直的柱子、以及窗的最原始形式图像式的集体性记忆。这种“记忆”或许才是时间维度里的真相。在跨越两根柱子之间的厚重石材内部所容纳的拱的受压曲线为“拱”的形式本身所取代之后，这种真正作为“真相”的拱，反而在之后的历史中更多的被“记忆化”的呈现，而不再是“真相化”的。文艺复兴的府邸依然用拱，此处拱的形式建立在结构层与饰面层分离的背景下，“语言”开始出现，“Tektonik”（构造）被频繁讨论。历史在语义层面的重要性大过了作为历史本身的重要性。“风格”这个词，因为“记忆”的苏醒，出现了。
在这个意义上，一直把自己置于历史语境下进行建筑实践的Caruso，似乎选择用更加“语义”的方式去记忆。在苏黎世Europaallee的办公楼的反应荷载垂直递减的立面形式上，Tektonik的表现同样只是历史的“信息”而已。
                
                
Tektonik这个词，在使用纯大理石盖房子的希腊人的时代之外，大都是美丽和道德的谎言。因为用华丽大理石雕琢出的是视觉的力，而不再是结构的力。相对而言，克制的瑞士建筑师似乎更倾向选择“引申义”的方式让历史内化在房子的气质里，变成一种氛围扎根在场地里。康策特七桥里的第六座，采用当地的材料片麻岩，发展出一种让材料特性在拱桥的砌筑形式下依然成立的现代构造方式，呈现出的“轻”的特质既让这座桥具有当代的观感，砌筑对重力的呈现又让它充斥着某种熟悉的历史感，两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共鸣。当然“历史”并不是康策特造桥的动机，但正是这种谦逊朴素克制的态度让建造之物在场地中呈现出被内化的“历史感”。
                
                
                
                
今日，即便技术的进步让建筑师迅猛地从伦理和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历史语言的记忆依然在很多作品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重新出现。伊东的多摩图书馆（图14）里用钢焊成的拱，借助似拱非拱的形式语言营造出空间里的暧昧感；
                
                
柳亦春的龙美术馆里，两个作为结构的受拉悬臂梁和中间的缝隙共同拼合成一个多重语义的“受压的拱形”。对于历史隐约的记忆，很多建筑师已经不再像Aldo Rossi那样用建造物一出生就给自己做考古的沉重的方式去传达，而更多的是在似是而非的“暧昧”与“误读”之间，披上一层历史隐约的影子。
                
                
杭：
从一个角度看，今天的我们已经因为“记忆”的消退或中断，事实上脱离了早先“风格”所限定的语境。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不就正身处于一种“风格”之中么。当我们谈论“现代与风格”的时候，实则是在谈论建筑史观的问题。
5.建造道德
杭：
回头过来再看Sik。在我看来，Sik使用类比的方法经由反复推敲而最终获得的自“结构、形式、表现、直达文化”的高度穿透，是有一种极具瑞士性的“建造道德”在其背后起支撑力量的。譬如，你们前面数次提及的Alt-Neu（新的旧）和Midcomfort（中舒适）这样的概念。如果说Alt-Neu是其方法论层面的概念，那么Midcomfort应该更近似于一种价值标准。
在Sik如此明确的建造道德的背后，是否有社会道德在支撑前者？具体到设计实践里，价值判断依据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博：
在连载刊物《中舒适》第六卷中Lukas Imhof对“中舒适”做了如下定义：中舒适首先意味着讨论范围是针对于中等阶层的（Mittelstand)住宅，它排除掉奢华和极度节约的居住形式。在这个前提下来衡量建造中所使用的物料（Mittel）与所达成的居住舒适(Wohnkomfort)之间的比例关系。中舒适要求造价中性，即允许以更多的设计劳动投入为代价，但不造成更多建筑造价的设计加建造方式。
“现代主义秉着先锋精神坚持向大众沉默，后现代主义建筑则反过来把艺术归结为易于识别的符号，其实阻碍了真实存在的艺术进入人们心灵”。“中舒适”则将自己定义为一种中间路线——不追求先锋与时尚，而保持人本主义关怀的建造道德。建筑师只有抑制自己作为艺术家进行激进创作的冲动，观察社会“大众”所接受的艺术形式，才能打动人且不牺牲建筑作为器物的可用性。以日常出发点但不流于平庸与大俗，而是在日常中寻求诗意的可能，是中舒适价值观的基本取向。
                
                
而位于作为建造道德的中舒适之后的社会道德，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Sik本人并无时常谈及。用一个八卦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Sik的父亲作为当年捷克的领导人之一，倡导了一种介于资本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路线，譬如他认为工人也可以拥有资本，市场经济也应该有计划等等。当年邓小平曾经把他请到中国来做政治顾问，可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学习的就是布拉格之春之前的捷克。Sik本人在访谈中曾经提到父亲对于自己的影响，他的Midcomfort和Alt-Neu应该也是这种对社会的中和态度及辩证思维的产物。
6.方法的实践
6.1两种设计方法在瑞士语境中的实践差异
杭：
从两个教席方法和理念的对比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同样的瑞士德语区的建造语境中“建筑师类型”的分化，Sik相对倚重本地文化的建造，强调物质实体，无论是教席题目还是设计实践基本限定于中小型公共和住宅项目的具体任务；Caruso则代表了一股变化的“新血”，是非在地性的，允许非实体建造的，教席题目中含有强烈的造景倾向，也更趋向于城市大尺度的设计任务。将两者置于瑞士当下的建造现实之中，如何评价他们各自的执业取向和实践有效性呢？
博：
Sik的事务所可以看作瑞士事务所的一个代表——10人左右规模，一个主创建筑师把控项目方向，在实践与理论中寻求一种平衡，建筑价值观非常明确，也显得相对保守。瑞士的建筑事务所大多是小规模，这种情况下建筑师的个人价值取向可以得到最大的实现。Sik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所提倡的建筑价值观是一种“城市日常建筑学”——对他来说建筑的“城市性”是建筑道德的首要原则，建筑需要与环境达成协同，建筑必须要在地；“日常”意味着这种城市性应该有面向大众的价值取向，建筑的使用舒适不是可以被牺牲的要素；而“建筑学”对他还意味着建筑的“美”是不可或缺，建筑学和普通房屋有所不同，即使选取普通房屋作为案例，也必须在“异化”中寻求“新”。
尽管Caruso算是瑞士建筑圈的新鲜血液，但他的建筑也并非天外来物——其建筑的“城市性”虽然与Sik所强调的“城市性”有所差别，但仍然强调项目语境，场地、任务书、业主、项目性质等等条件都是语境的一部分。这个语境相对更加复杂，然而却也更加开放，某个项目的诉求可以由更不确定的起点产生。
6.2 设计方法向中国现实移植的可能性
杭：
结合你们所了解的中国的建造现实，这两种设计方法哪一种更具有效性呢？或者说，他们的实践方法向国内建造环境的移植是否存在可能？
博：
要比较Sik和Caruso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实践的意义并不容易。Sik的方法显得更适合于稳定的城市面貌，尤其是有历史积淀的城市，整个城市在一种自我参照中生长。但是另一方面在大多数速生城市里，以迅速变迁的城市环境为前提做设计，也可以有历史的关照。或者说，这样的城市更需要历史的参照。而Caruso的建筑研究因为更加开放的特质，似乎更适用于国内的建筑环境。至少对于建筑案例于建筑历史的审视这一点，非常有借鉴价值。Caruso在实践中也正是通过建筑史整体的语境对历史进行观照的。
岛：
Sik的建筑实践的地理范围一直是瑞士境内，对“日常”、“新旧”、“中舒适”的讨论都是建立在瑞士本土文化以及城市的历史文脉基础上。但在中国城市语境中建筑实践，很多时候是没有场地的历史参照的，甚至有时需要自己去“创造”历史的现状。面对这种状况，Sik从外部确定项目自身位置的工作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成立的就非常值得商榷了。更主要的问题在于，在Sik这里建造物确立自身位置的方式是建立在物质层面的思辨之上。但是当场地物质环围是断裂的、破碎的时候，这一套完整的工作方式还“有效”吗？ 这个问题就好比这届天作杯竞赛的题目的宏大而现实的背景——当速生城市的物质性断裂引起城市精神裂变的时候，所谓“修补”城市的方法，还能是使用物质去“女娲补天”么？如果能，那“七色石”到底是“外来语”还是“方言”？
面对同样的问题，Caruso的建筑实践中批判现实的愿望和建造物作为社会性投射的载体的态度，或许更能跳出绝对的物质性限制，进行更加宏观层面的物质操作。这种类似知识分子一般的实践方式或许更包容、更不拒绝一个物质已然断裂的现状。然而，Caruso在Institution的学期中曾略微悲观的提到，暂时还找不到在中国城市里实践的理由和动机。引述一段Caruso书中的话：“在当今全球化、城市逐渐匀质化的语境里，建筑实践能够做的最大批判就是用符合地域性的方式唤起情感”。这种批判一定不是库哈斯那种把丑陋的现实作为讽刺人类现状和批判工具本身的以毒攻毒，而是把抽象的、不接地气的“批判”重新拉回到人的感知和情感层面。以“具体”人的角度去批判“集体”，而不是站在“集体人”的角度继续把“个体”抽象掉，让“具体的个体”成为批判的牺牲品。
如果说在中国城市中具有道德感的建造实践的方式是“修补”，那么我想，情感的、具体的、物质性的社会批判要比纯抽象、观念层面上的批判更有力量。
7. 语境和身份
杭：
在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之前，容我先做一番身为两次终期评图旁听者的观感陈述吧。
去年年底，你们两位在Sik教席中分别完成的报亭方案成果，都被评定在第一梯队的优秀作品中。在看图中我注意到了你们的方案与瑞士本土学生的差异——在另外的一些图纸里可以看到对城市中既存的Kiosk（报亭）形式的衍进，而你们的设计的出发点相对更新、也更异质一些。博是截取了Peter Zumthor的北欧女巫纪念馆的一段作为设计的出发点。
                
                
岛的原初意象是木船的底部。
                
                
两位的设计起点即便是与瑞士本土学生如此迥异，在经历了Sik教席于表现和建造中间不断往复的严谨推敲之后，同样到达了非常精彩的最终成果。
                
                
                
                
                
                
                
                
                
                
（于岛的设计图请见本文前面部分。编者注）
同时也不可否认，“市政厅桥上报亭”这样一个题目允许了相当的形式自由，即对“外来语”有足够大的容纳度。在这种形式的自由度之下，你们作为留学生和瑞士本土学生其他欧洲国家学生在文化背景、成长经历和教育基础的差异在设计中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
再看你们刚刚完成的Institution题目的阶段成果和最终图纸。
                
                
                
                
                
                
                
                
                
                
                
                
我观察到了一个对古典的形式语汇从生疏到接近、从模仿操作到完整表达的过程。如果说十八世纪中叶之后直至十九世纪末，欧洲建筑师借由历史主义（Historismus）的工作将过往的古典和传统均驯服编纂为一套具有语法结构的语言，那么身为非欧文化的中国建筑学生，对此种语言的陌生隔阂便是先天的短板。你们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量之下完成了对形式的控制，尽管最终图纸中的形式仍存有些许生涩之处，作为旁观者必须为你们鼓掌骄傲。两位的努力获得了Caruso和众助教的肯定。
我个人坚持认为“古典”只有在实物的基础上才具有真正的感染力。所以我明白你们在跟随Caruso从梵蒂冈的Seminarwoche（旅行周）归来之后，一定是带着对古典“初识”的兴奋着手于方案的启动的。于是有了锡耶纳式广场的总体概念，有了万神殿衍生出的环形穹窿大厅，有了Schinkel式的立面和Asplund式的体量，也有了深得手法主义真髓的三段式广场立面，还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识赋予了其惊人的尺度，尤其是警察局中的环形穹窿大厅引发了客座评审的强烈争议。你们所意欲创造的Monumentalit?t（纪念性）无意间踏入一块“形式禁区”。此块禁区在二战爆发至冷战终结的西方民主社会中逐步被划定下来。也就是说，古典那套语言之中不单纯是形式的语言，同时也含有大量政治文化甚至道德立场的讯息。这些讯息对于身处于这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流动之河”之中的欧洲人来说，一定是相对我们更加敏感的。归根到底，建筑学总是浸淫在一种历史性的文化语境之中。
这也就回到一个“语境”和“身份”的根本问题上来。每一个到欧洲求学的中国建筑生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当下”和一个更为“陌生的古典”，同时也困惑于一种留学生的处境之中。你们已经在当前的学习中找到了相当不错的状态，如海绵一般在吸取学习。我想，待到留学生涯结束，无论是留在欧洲或是回到中国，当我们初为一名建筑师开始真正的建造实践的时候，语境和身份的问题必然再一次需要被面对。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暂时保留这个“语境与身份”的问题，待到那时再延续这最后一轮的问答吧。
岛：
好的。
杭：
感谢两位在紧张的课业中抽出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作答，毫无保留的与这篇文章的读者分享了你们求学的宝贵经验和思考。在此，我们从ETH两个教席的课程题目出发进行讨论，实际上已经深入地涉入了建筑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建造文化（Baukultur）。尽管文化通常主要是以文字和图像为载体来进行自身的表达和传播，但这种依赖于文字的方式在建筑学中却时常会丧失有效性。说到底，建造文化的真正载体自始至终地是人类从未停止过的建造行为。希望我们合作写出的这篇问答长稿不会是一次“得言忘造”的买椟还珠，而能够成为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建造文化的漫长过程中的一块渡河之石吧。
再一次感谢两位在这篇问答中详尽而精彩的表述。我们后会有期。
博和岛：
后会有期。
作者信息：
苏杭 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Kunstakadamie Düsseldorf /建筑艺术方向硕士研究生
程博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ürich /建筑学硕士研究生
于岛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ürich /建筑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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